一、绿色建筑指标评估中的耐震权重

    绿色建筑涵盖建筑类型很广，因此其抗震标准不能统一套用城市生命线工程等特殊建筑类型，但绿色建筑确实有别于普通建筑，其设计一般有专门的绿色评估指标体系加以标定（如美国的LEED指标、日本的CASBEE等），因此可以通过设定指标中的耐震性条款控制绿色建筑的抗震水平。如日本CASBEE（建筑物综合环境性能评价体系）专门在耐用性和可靠性评分项目中给出分项权重0.48的抗震减震评估子项，我国中国台湾地区的绿建筑标章评估指针系统则更进一步提升绿色建筑的抗震限阈，要求结构体设计耐震力提高20%--25% （ CO2减量指针之耐久化设计），而且在CO2减量指针中对建筑形状系数也有明确要求（建筑平面规则、格局方正对称；建筑平面内部除了大厅挑空外、尽量减少其它楼层挑空设计；建筑立面均匀单纯、没有激烈退缩出挑变化；建筑楼层均匀、中间没有不同高度变化之楼层；建筑物不要大量挑高、大量挑空；建筑物不要太扁长、不要太瘦高等），因此通过绿色指标中的耐震权重设置可以判断当地绿色建筑设计所持抗震策略的激进程度。

    相比CASBEE等指标体系， 我国2006 年发布《绿色建筑评估指标》并未涉及抗震条款，该指标体系由节地与室外环境、节能与能源利用、节水与水资源利用、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室内环境质量和运营管理（住宅建筑）或全生命周期综合性能（公共建筑）六类指标组成，每类指标包括控制项、一般项与优选项等根据建筑所在地区、气候与建筑类型等特点按比例调整，整个指标体系仅在非控制项中有“采用高性能、低材耗、耐久性好的新型建筑结构体系”的结构关联性表述，并未显示表征绿色建筑的抗震限阈。

    一般而言，对于绿色建筑评价指标的选择主要从环境效率出发，法规所限定的一般性建筑指标例如防火性能等固然可以不被列入评价范畴以确保体系的概念清晰与结构紧凑，但在地震多发国家，绿色建筑指标提出高于建筑规范的抗震要求是符合建筑可持续发展原则的；事实上，作为世界上受地震创伤大和损失人数多的地区，我国在绿色建筑指标评估体系中纳入专门的抗震性能要求从长远看是非常合理的，相反在抗震策略上采用跟随一般性抗震规范而不予实质提升的方法并非佳模式，*可以考虑在一般项或优选项等非控制项条款中给出相关抗震权重的选择可能，让类似汶川这类地震高风险地区的绿色建筑门槛可以通过弹性设定考核体系中的抗震限阈来调节。

    二、绿色路径的耐震目标偏差

    建筑师对绿色建筑设计的关注点容易集中在建筑的生态性能上，如果绿色建筑评价基准以类似中国台湾绿宪章的耐震要求来确定建筑的体型规整度，则部分以节能通风等气候适应设计策略所导引的绿色技术路径就可能在耐震目标上出现偏差；一般而言，为满足日照、遮阳和优节能体型系数，建筑可能出现各种复杂的建筑形体变化，由于有绿色逻辑的支撑，较之纯粹的建筑形式游戏在诉求上更为强势，也更有合理理由驱动结构的创新，但另一方面，这种创新也会使结构风险超出经验和规范控制范围，尤其在汶川地震后，工程师中出现了比以往更强烈的风险回避倾向，这一定程度上会约束绿色建筑设计的空间自由度。

    除了复杂体型，绿色建筑技术路径中还有其它一些情况容易导致建筑出现耐震目标偏差，比较典型的包括传统建造技术开发、混凝土预制体系以及生态再生混凝土的应用等。

    传统地域建造技术的继承再用——对传统地域建筑的继承和发展是绿色可持续建造中的重要理念，但是传统建造技术和现代抗震理论的相互包容性问题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原因固然可以部分归结于现代抗震理论的僵硬，事实上，近10年的结构规范修订，每一次利用抗震设计理论进行更新补充后都导致相关强制性条款越来越细致，似乎给传统建造技术应用所留下的空间也越来越窄；然而，汶川地震的震害调查却表明，严格的规范设计是防止建筑地震倒塌的前提，这类建筑的表现大大优于当地未按抗震理论设计的房屋，因此对传统建造技术的改造利用应该努力向严格的规范标准看齐，而不能因为绿色目标而有意放低限阈，尤其在目前传统建造技术的抗震性能缺乏系统现代实验支撑的前提下更是如此。

    混凝土预制体系的实践困境——汶川地震可能对我国混凝土预制体系的未来实践空间有不利影响，这种在欧美国家被作为混凝土绿色施工方向的建造体系却由于国内历次大地震中预制楼板的糟糕表现而引发了生存危机。虽然部分学者在一片质疑声中仍然争辩预制楼板的倒塌真相，但当前舆论和市场环境下，混凝土预制体系在国内的可持续发展遇到障碍几乎是必然的，然而从长远来看，既要对混凝土预制板的倒塌根源进行*清算，但也不须因噎废食而全面停止探索混凝土预制结构的未来发展空间；就绿色建筑而言，允许混凝土预制结构体系在国内存留确定的示范性实验机会也许仍是有益的。

    绿色再生混凝土的开发——再生骨料混凝土是一种循环利用的资源，它以工业废料替代水泥，利用废弃混凝土破碎加工形成的再生骨料取代天然碎石作为混凝土骨料，可以减轻混凝土在制造过程中对自然资源的损耗和破坏，因此同混凝土预制技术一样也是混凝土建筑走绿色目标的基本路径之一，然而再生混凝土的开发应用同样存在抗震研究薄弱的问题，目前再生混凝土大多只应用于结构的基础或少量次要构件部分，如果期望进一步扩大绿色再生混凝土在主体结构中的应用场合，实际上也同时意味着建筑地震风险的暴露，也即：混凝土材料愈绿色，抗震性能愈可能不确定。在目前再生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方法尚不完善的状态下，学术界对再生混凝土抗震性能研究的系统性方面远弱于普通混凝土，这使得工程师在用绿色混凝土诠释建筑师的绿色设计理念时，有可能在结构抗震的可靠性方面留下隐患。

    三、绿色建筑耐震性能提升路径的策略分析

    各国的抗震规范中普遍采用“小震不坏， 中震可修， 大震不倒”的设计思想[3], 这是以保障生命安全为单一设防目的， 尽管它可以做到大震时主体结构不倒塌以保障生命安全， 但它不能*保障在中小地震下结构的正常使用功能的丧失， 从而引起巨大经济损失。作为地震中受创深的国家，我国的绿色建筑设计有充分理由对上述标准作适当提升，这也是对汶川地震经验教训的现实回应；然而，现实的另一面则是必须严格控制绿色建筑耐震性能的提升幅度以划定明确的限阈。建筑师和工程师应该明白，没有无限抗震的建筑，建筑师不应也没必要试图设计出无限抗震的绿色建筑，对基于小概率事件的抗震设防，仍要顾及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绿色建筑的耐震性能可以提升到哪一步，比如“极震不倒”，抑或“大震不坏”，这是需要通过具体的决策分析才能决定取舍的选择题。

    根据现实条件所确定的推进路径，我国绿色建筑耐震性能提升的相关策略可以概括为以下三项要求，即：不追求“大震不坏”；可追求“极震不倒”；应实现“大震可修”。

    1. 不追求“大震不坏”

    对于城市中的重要生命线工程，从防止次生灾害产生以及对震后救援工作的支撑角度着眼，可要求其抗震标准达到“大震不坏”，而不是“大震不倒”；然而，除了这类为数不多的工程，一般的绿色建筑不应轻易以“大震不坏”作为设防目标，因为绿色建筑覆盖层面很广，在其生命周期内遭遇大震的概率很小，如果抗震投入不能维持适度水平的可持续性，将给整个社会带来极为沉重的发展负担。

    2. 可追求“极震不倒”

    追求“极震不倒”并不意味着对绿色建筑需严格按此标准来设计，极震相比大震是更为罕见的概率事件，从现实角度不可能为极震这种极小概率事件投入更高消耗的抗震设防资源，这与不追求“大震不坏”是一个道理；但“极震不倒”与“大震不坏”在本质上仍有所不同，社会和公众能容忍“大震可坏”，但不愿容忍“极震可倒”，虽然“极震可倒”从基于现实条件的抗震决策角度并无不妥也可理解，但社会反响较差，这从汶川地震后公众对专家解释建筑倒塌原因源于极震的说法嗤之以鼻能看出一斑；对于绿色建筑而言，“极震可倒”和“大震可坏”两者之间更有建筑可持续发展层面上的差异，前者意味着建筑生命周期的*终止，后者则意味着建筑通过加固维修或许仍可延续生命。

    事实上，追求“极震不倒”可通过合理的结构布局和冗余备份的传力路径来实现，当结构仅以“大震不倒”标准来设计但却通过加强结构抗震鲁棒性（robustness）从而有可能获得远超设防标准的所谓极震下不倒塌的安全储备或潜力，这比纯粹依靠提高结构抗震设防标准所花资源要相对节省，例如汶川地震中北川极震区（地震烈度达到11-12度，远超8度大震的水平）仍有部分房屋虽然仅按7度标准设计但构造合理而有较高抗震冗余度，并未在地震中被摧毁，说明在对付超过设防标准之上的罕见概率极震风险时，抗震冗余设计在获取安全储备潜力方面有较高性价比，较之其它抗震设计手段更符合绿色建筑节约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绿色建筑不需严格按“极震不倒”标准设计但可通过加强抗震鲁棒性来追求“极震不倒”的潜力，从技术上说，抗震冗余设计既可以是简单参照中国台湾绿宪章条款而执行正确的结构抗震布局要求，也可能是进行很简单的多重传力路径设置，例如结构设计成多跨形式而非单跨框架，或者教室走廊添加立柱而非悬挑以避免因为某些局部构件的破坏而导致整个结构的倒塌，但抗震冗余设计也有很多新的概念需要建筑师学习掌握以便于方案布置调整，它并非传统的抗震理论，尤其在防止连续倒塌方面，是当前结构工程领域的研究探索前沿，很多成果诞生于9?11事件之后，但因为专业间信息阻隔尚未被建筑师广泛认知，因此关于绿色建筑中抗震冗余设计需要建筑师更为主动的融合吸收其它学科的知识元素以确保相关设计创新的安全性。

    3. 应实现“大震可修”

    “大震不倒” 确保了人的生命安全，但对建筑而言，可能已经意味着其生命的非正常终止，本次汶川地震中存在着大量未倒但破坏严重的房屋被鉴定为无法再用或必须拆除的危房，如绵竹城区占总量30%的房屋属于未倒但已无修复加固可能的严重破坏状态，这说明仅仅控制建筑大震不倒仍然会造成社会财产的极大损失，这点在发达国家的震害中表现更加突出，伤亡人员极少但大量房屋变形损害使建筑功能丧失却无法修复（美国洛杉矶1994年北岭大地震中，因建筑倒塌死亡仅数十人，但数万间房屋损毁造成的财产损失竟高达300多亿美元），因此“大震不倒”未必是匹配建筑全生命周期的佳模式，如果从绿色建筑的角度来观察，可以考虑将“大震不倒”的要求向上进一步提升，尽管一方面提高设防标准意味着使用了更多资源抗震，但也避免了大量绿色建筑经历地震虽不倒却被迫等待拆毁的命运，因此这可以看成是全局层面上绿色资源的节约。

    传统的抗震结构在其设计过程中， 工程师一般都是依据有关规范的条文要求来保证结构具足够的承载力和刚度以及一定的延性， 其抗震变形控制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尽管传统结构在强震作用下或许能幸免倒塌， 但其主要结构构件的破坏或塑性变形将是十分严重的， 震后要花费极大的代价才能修复甚至根本无法修复， 因此以防止倒塌、保证生命安全为目标的传统抗震结构已远远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要求。本次汶川地震再次表明， 遵从传统的结构抗震策略其建筑损伤程度是无法控制的；因此，基于绿色建筑的特殊使命和生命规划要求，仅仅以“大震不倒”作为其抗震设计目标偏低，而另一方面将绿色建筑整体提升到“大震不坏”也难以被现实经济水平所承受，因此两相权衡，针对小概率地震事件的绿色建筑抗震策略可以演化为将耐震门槛限定于“大震可修”水平，既可以避免对不可测事件投入超量资源，也可以保证绿色建筑在大震后至少处于能被加固维修并重新使用的状态以重续其生命周期。

    四、结语

    绿色建筑并非天生耐震，尽管其设计宗旨是强调与自然共生，然而绿色建筑大多数并未在抗震设计理念上有专属性的突破，相反倒是在绿色化设计过程中隐伏了某些抗震目标的不确定性。基于此，作为中国建筑学会在汶川震后所发布专项研究课题的部分内容，本文就绿色建筑的抗震问题展开了一些初步讨论，包括绿色建筑耐震性提升的限阈、抗震冗余设计、潜在技术风险和绿色指标评估等多层面内容，期望能以此更清晰地描述绿色建筑所适用的抗震概念和策略，确保绿色建筑比普通建筑更好的地震生存能力和抗震冗余水平；同时论文在确定的耐震性提升限阈内引入了绿色建筑的大震可修概念，试图探讨绿色建筑通过主体和非主体结构的震后功能性态恢复以实现其在小概率灾难事件下的寿命保全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