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应对气候变化、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方面，中国确实是个‘主战场’，但发达国家应当承担起应负的责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前副部长仇保兴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能源、资源与可持续发展会议上指出，未来的10至15年，中国城镇化高潮期结束后会大大减少碳排放，甚至会比目前所有发达国家都低。

“气候变化的主因来自于工业文明后的城市，城市既是罪魁祸首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仇保兴毫不讳言地说，“因为我曾经负责过世界上大国家的城市规划，压力非常大”。

他指出，“必须承认发展中国家是有责任的，因为数字摆在这里，50%的温室气体排放来自于发展中国家，而且发展中国家由于正在进行工业化和城镇化，处于碳排放的高潮，或正在走向高潮。”他举例说，中国现在每年有1500万的人口移居到城市，政府必须要造更多的房子去满足需求，这个过程中必然产生碳排放。

“但这不是*性的，我们预计10到15年后，这个过程就会大大缓解。我们的绿色建筑在2020年之前必须达到50%以上，也就是说在城市化结束后，我们所有建筑的碳排放比发达国家都要低30%以上。”仇保兴提到，中国没有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在发展过程中建立的是绿色城市。除节能建筑外，还大力发展绿色交通，政府提倡可再生能源的大量使用，注重水和垃圾的循环利用，特别是保持城市的紧凑发展，这是解决气候变化的主要、也是不可替代的手段。

仇保兴强调，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有责任也是负责任的；在二氧化碳累积性排放上负有主要责任的发达国家也应当有所担当；双方需采取共同行动。

在谈到降低排放的成本时，仇保兴坦言，哪个地方快哪里便是“主战场”，中国确实是个“主战场”，“经测算，如果要在发达国家降低一吨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可能要支付300美金，但是在中国可能只要50美金。”他建言，发达国家应抓住这个低成本的机遇，超越本国和商业利益，给中国大量的技术援助和支持，使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能极大下降，也就等于抵消了发达国家在历*的高额排放。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所有人已经站到一条船上了，要么大家都沉掉，要么一起继续向前航行。”仇保兴后说，“这时我们小的利益要服从大的利益，局部要服从全局。就应该像这种会议一样，讨论务实的问题，商讨共同的行动”。